他爱上了那些岛屿，那些奇幻的森林，那片波光粼粼的海面。他在檀香山的一家私人中学里教授拉丁文和博物学，用惊人的速度系统自学了植物学。他说服夏威夷林业局雇他成为当地仅有的植物学家，任务是为地方特色植物修建一座植物园。1911年，林业局把欣欣向荣的植物园连同这位创建者一起移交给了夏威夷学院(the College of Hawaii)，即后来的夏威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Hawaii)。洛克游遍了每一座岛屿和高山。在可爱岛(Kauai)，他看到年迈的农场主弗朗西斯·盖伊(Francis Gay)制作了一套植物图鉴。每一页都是用溅印的方式把植物先放在纸上，再洒上颜料。这套图鉴囊括了可爱岛上的每一种植物和夏威夷人对它们的称呼。今后，洛克会发现自己难以抵御这种制作精美的由纸和植物、图像与文本、或是名称与叶片叠成的册子。1913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专著，《夏威夷岛屿的本土植物》(The Indigenous Trees of the Hawaiian Islands)。[10]书中提到的300种植物全都标定了夏威夷人的叫法。帮他最多的是盖伊，在洛克那些鲜为人知的合作者中，盖伊是最早的一位。[11]

1919年9月，他登上一艘客轮，目送夏威夷群山消失在海面。他一直在为这件事攒钱：他的“环球之旅”。他将为美国农业部收集植物，然后把夏威夷的植物标本带到欧洲和亚洲与那里的植物园交换。人生第一次，他开始写日记。

回到夏威夷学院，他出版了五本与树有关的专著。他想要一座纸做的植物园；利用文字和照片来记录每个科的每种植物，制作一部涵盖夏威夷岛所有植物的图册。他被分进了学院的土建委员会。他种了500棵树，还有灌木，用的都是他自己采集的树种。不过他无法停止行走。他不在时，夏威夷学院没有咨询他的意见，就擅自决定把他的植物馆从他狭小的办公室搬到主教博物馆(Bishop Museum)。[12](P.44)激怒这个敏感灵魂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无视或忽视他的意见：他决定离开夏威夷，永不回来。他和他的助教用了6个月的时间整理了植物馆的每株标本，又在他们绘制的校园地图上标出所有植物，编好号，再按照编号做出树名的索引。[13](P.16)在这之后，1920年5月，他乘船前往旧金山，希望在美国本土找到一份植物学家的工作。

1910年，在莫洛凯岛(Molokai)搜索木果棉属树木时，他闯入了一个由夏威夷国王卡美哈美哈五世(King Kamehameha V)在1865年建立的麻风病社区。这个社区在一个半岛上，高崖把它和岛的其他部分分离，出入只能靠海路。20世纪40年代之前，夏威夷岛的所有麻风病人都被会送到这儿。[14]达米昂神父(Father Damien de Veuster)从1873年到1889年去世前一直在此处工作。这次遭遇后来会影响到洛克如何想象中国：封闭的社区，特殊而富有魅力的领袖，人的贱斥。1915年，这个社区的病人在檀香山的卡里西麻风病医院(Kalihi Leprosy Hospital)帮助测试一种从印、缅大风子果(属于大风子属)中提炼的精油。在20世纪40年代砜类药物出现之前，从这些精油中萃取的酯化物一直被用作治疗麻风病。[15]大风子的种子在19世纪初就已流入国际市场，但是相当昂贵。1920年，洛克去华盛顿拜访大卫·费尔柴德尔(David Fairchild)，美国农业部种子与植物引进司(Division of Foreign Seed and Plant Introduction in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司长，说服费尔柴德尔资助他到缅甸采集足够多的大风子种子，再把它们带回到夏威夷建立一座种植园。“他在汇报提案时眼含热泪，”费尔柴德尔事后写道。[16](P.372)1920年秋天，洛克乘船到曼谷，从那里乘火车去清迈。他带着自己的翻译、厨师和“男仆”，顺着湄平河一路向下，先是翻过山区到达缅甸港口毛淡棉，再从那里乘火车去仰光，最后进入上钦敦江地区。他找到了很多大风子树，一开始没有种子，等他们再往山上爬得高一些，就满是种子。他把树种寄回华盛顿，继续前往加尔各答和阿萨姆邦。他把自己的旅行见闻卖给美国国家地理学会(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获得了大笔稿酬。美国农业部延长了他的合同，派他去云南寻找“经济植物”，特别是橡树、栗树、核桃、梨树和李树等抗疫病的树种。他这一走就是30年，直到丽江解放时才归来。

我不认为在他感受远山与近舍，同伴与过客，恶浊与纯净，或是他自己的痛苦、孤独、和偶有的好情绪时，书写是所有这些体验的中介，仿佛这就是书写之于他的全部意义。书写肯定调合(mediate)了他的体验，但是书写也是他体验的基础。他的田野笔记肯定是最重要的：他有几千份笔记用精确而充满技术性的文字在外形上勾勒了花朵、子房和叶片。他还有很多信：他与费尔柴德尔的通信可以算是他第一次考察的最完备的记录。但是用信件沟通难称如意，有太多东西难以言说。他越来越转向日记：一摞摞全是在倾诉行走、植物、情感、幽思与失望。十年的中国生活，让他重新开始著书立说：这一次，他收集、描绘和分类的对象从植物变成了文本——变成了他在助手和邻居家中找到的象形文献和与考察地点相关的汉文方志。在我看来，他的一生是一场壮阔的实验，是去努力跳入文本和地景。他的所有作品——植物园、日记、地理志、地图、翻译——都是在试图制作一部大地之书(a book of the earth)，是去把文本叠加于大地又把大地叠加于文本。这不是一场优雅的实验：他在开始时还算是个能写坚实英文的称职作者，但是当他试图让词句跟随脚步，穿越象形文字的迷宫，让行走与阅读的双重体验继续加倍时，他不断地让自己的书写走向坏的方向。不过这毕竟是一种贡献：好像每一次踏足都裹挟着某种深邃的属于自然与文本的历史，它属于地名，属于死者与生者，属于人与人以外的生灵，是一种眼中的大地。

文章来源：《植物学报》 网址: http://www.zwxbzz.cn/qikandaodu/2020/0910/3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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