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他们继承的林奈主义工程是18和19世纪的事业，但是他们是现代主义者。在感知和表述层面困扰现代主义者的不确定性也困扰着他们，而且他们依靠现代主义所特有的辩证思路来解决这些不确定性。很多现代主义思想在理解感知时是以一组对立为基础：一边是割裂于时间和身体的纯粹现前(pure presence)，另一边是日常的、放低了的看与听的身体形式。不管是这两个方面的哪一方面，从跨进云南边界的那一刻起，帝国的确定性就开始瓦解，一起瓦解的也包括那些为人们讲述该如何聚焦和表述体验的思想。傅礼士和洛克都试图找到一些地方让纯粹的视域(pure vision)去驱散感知与表述领域的含混状态。对于傅礼士和老一代雪嵩村民，这些地方要到超越云南西北角的地方去寻找，到杜鹃的起源地和中心。整个杜鹃属、整片区域和他们植物考察的全部历史，全都能在那儿用一种包含无尽颜色的景象所涵盖。对洛克，当他和年轻一代的雪嵩村民在一起时，是依靠自己的相机和留声机去寻找。他找到的方法是用空幻的目光为自己搭建一个身体的虚相。他的写作和摄影是反复搭建一个剧场来放置这个身体：最经典的一幕是一片辽阔的荒原，中间一圈小小的帐篷里有他的12个雪嵩“男孩”，他自己的帐篷也在其中，但是空无一人。

但是，这种超验性的目光很难长久。两位植物学家总要反复回到那个把他们不断带向大地的世界，不断在时间和身体层面感受大地如何是众多社会存在中的一员。对于傅礼士，这一践行的核心是耐心、仔细地整理标本：是去装拼词与物，是在大地的片片肌理与分类法的抽象碎片之间进行拼合。对于洛克，这一践行是制作大地之书：是去缝合文本与地景以使大地最终成为一个充分社会性的栖居之所。对他们任何一个而言，超验与内蕴在本质上都是合作的产物，都需要他们在中国和家乡的对话者参与其中：科学和商业领域的雇主、孩子和妻子、读者和园林爱好者或是其他人。这些合作在本质上也是历史性的，在从纸与地的累叠中出现时，它们就为它们遭遇的地方带来了特质。本书的一个目的就是去记录这些合作中最少被看到的一面，去重新发现它们调动的探险家们；它要关注的也是这些历史中最少被关切的一面，去重新回到这些探险家们钟爱的边陲地带。

正是通过看与实践等努力，大地对我们而言才变成一种社会存在。这些努力把大地带入生活，把它缝合进我们与他者的关系。虽然傅礼士、洛克和雪嵩村民的合作带有帝国主义色彩，但是他们全都用各自不同的方法把大地塑造成一种生机勃勃的社会伙伴。他们在充满变数的边陲地带寻找着超验的世界，但是他们的内在世界也反复回到对大地的投入，使后者最终变为爱情、责任、雇施和友情的养料。我们的过去，即使在殖民和半殖民阶段，都满含着这种充满关怀的实践与努力，我们在未来没有理由不去拓展和深化它们。

(本文节选自穆格勒教授的专著 The Paper Road: Archive and Experience in the Botanical Exploration of West China and Tibet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inversity of Californian Press, 2011]的导言部分，并由译者按照期刊格式添加译文标题、摘要、关键词和部分章节标题。即将出版该专著中译本的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本刊刊登此文，在此一并感谢。)

注释：

①关于赵成章打包标本的叙述，摘自G. Forrest:“Notes on Collecting,” in “Field Notes, 1904, 1906, 1911,” Forrest Collection, Royal Botanic Garden, Edinburgh (以下简称RBGE).

②管学宣、万咸燕：《丽江府志略》，1743.

③这幅地图和戴维斯的旅行报告，均收录于H. R. Davies, Yunnan: 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 Yangtz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9.

④丽江地区的官办和私立乡塾，参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676-85页。

⑤傅礼士传记有三本：John Macqueen Cowan, The Journeys And Plant Introductions of George Forrest, V. M. H.,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Scottish Rock Garden Club, George Forrest, V. M. H., Explorer and Botanist, Edinburgh: Stoddart & Malcolm, 1935; Brenda McLean, George Forrest, Plant Hunter. Edinburgh: Antique Collectors’ Club, 2004.

⑥这些账单收藏于爱丁堡皇家植物园档案馆傅礼士档案集。它们没有注明年份，但是通过比较所标日期的公历和农历，可以知道那时是1925年。参见Edward M. Reingold and Nacham Dershowitz, Calendrical Tabulations, 1900-22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52.

⑦傅礼士在空白处注明“Bamboo rats(竹鼠)”，但是对雪嵩村民而言，就是一般的老鼠。

文章来源：《植物学报》 网址: http://www.zwxbzz.cn/qikandaodu/2020/0910/3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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