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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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名:植物学报
曾用名:植物学通报
主办: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植物学会
主管:中国科学院
ISSN:1674-3466
CN:11-5705/Q
语言:中文
周期:双月
影响因子:1.422857
被引频次:190718
数据库收录:
中文核心期刊(2017);SCI科学引文索引(2014);统计源期刊(2018);CSCD中国科学引文库(2019-2020);期刊分类: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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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 路——19世纪初期西方植物学家在西南中国的(5)

来源:植物学报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0-09-10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卡特指出,空间史的主题“不是实体的客体,而是文化的客体(cultural object)……是文化在宣称自身存在时借助的空间形式与想象”。[2](P.xxii)虽然空间史密

卡特指出,空间史的主题“不是实体的客体,而是文化的客体(cultural object)……是文化在宣称自身存在时借助的空间形式与想象”。[2](P.xxii)虽然空间史密切关注空间和语言,但是在这种架构下它的最终目标也只是发现一种“文化的客体”。我就算想也无法在书中实现这个目标:我研究的这个地景在性质上排除了这种可能。汉、藏、缅的交界地带不受任何一套“空间形式和想象”的刻写和组织。它们是多种文化、语言、帝国、经济生产形式及政治组织形式的交叉地带。本书讨论的若干遭遇,全都沿着与这些地景交错的“路线”(paths)展开。这些路线有不少已经存在了数百年,在地图、文本、分类法、或是寺庙壁画中得到反复的刻写。走在这些路上的西方植物学家起初很坚定,支撑他们的是他们自己的帝国主义文化所提供的确定性。但是很快,他们变得不那么确信,因为他者的视域改变了他们的体验。他们的合作者在与他们同行时让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屈从于雇主的意愿,但是与此同时,他们的脑海中存在的是不同的东西——不同的从行走、凝视和采集中组织体验的方式;不同的与大地和其他物种搭建社会关系的方式。这些方式中有一些最终随着纸流向了西方。

开拓中国西部:植物学家的实践

欧洲人自17世纪起便开始在中国搜寻园林植物。很多耶稣会传教士往巴黎运送了大量标本和种子。1757年,清政府把对欧贸易限定在广州。这座城市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一直是欧洲博物学事业在中国的唯一中心。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Royal Botanic Garden at Kew)和伦敦园艺协会(Horticultural Society of London,1861年发展为皇家园艺协会[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都雇佣了博物学家到广州去寻找植物和学习园艺技巧。皇家协会主席和皇家植物园顾问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1743-1820)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广州工厂招募人手,他派这些人去寻找科学界未知的植物,并把标本、种子和活体植株寄回皇家植物园。班克斯让博物学家加入马嘎尔尼使团(1792年)和阿美士德使团(1816-1817),这是罕有的在中国内地采集动植物的机会。鸦片战争(1840-1842)和《南京条约》(1842)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和香港等口岸周围开辟了新的地带。伦敦园艺协会随即雇佣了老道的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1821-1880)到中国南部收集树种、标本和活体植株。福琼的旅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后来四次来中国,很多动植物收集者追随他进入中国腹地。

欧洲列强很快为贸易和博物学建立起一套新的流转体系:一套依靠英国领事馆和海关税务司署组成的网络。到1880年,英国已经在中国的20多个城市建立领事馆,雇佣了200多雇员。税务司署雇佣了600多欧洲人,其中三分之二为英国人。这些官员不少以植物学为消遣和爱好。接替班克斯的约瑟夫·胡克爵士(Sir Joseph Hooker,1817-1911)同样也利用自己作为邱园主管的政治影响力来支持博物学在中国的事业,他请求外交及联邦事务处派遣有志于植物学的年轻人前往领事馆工作。这之中包括后来在云南采集兰花时遇难的马嘉理(Augustus Margary),撰书论述蜡虫养殖和白蜡生产的重庆领事谢立山(Alexander Hosie),在偏僻的四川宜昌搜集大量植物并成为中国山地植物权威的韩尔礼(Augustine Henry)。领事馆和海关房屋是植物学家在中国采集时最舒适、便利的落脚点。除了园林协会外,他们也越来越多地为私人公司和财团工作。

中国的植物是当时大量发现的新物种的一部分,它们在巴黎、邱园、伦敦、爱丁堡、格拉斯哥等植物学重镇挑战并推动科学家创建新的分类体系。但是中国植物也是巨大的商机。1851年建立的水晶宫模仿的是花房。在那里举行的万国工业博览会像是年复一年的切尔西花展的加强版,它想要展示的伟大的商品奇观也是以园林植物为标板。“就像达尔文时代被驯化的物种,”托马斯·理查兹(Thomas Richards)赞叹道,“水晶宫里的商品代表着丰富与多样,它们很难被直接的秩序框定。整个世界的植物在苗圃中受到良好的看护和细心的培育,它们已经丰富到让人很难区分某个差异到底是个体差异还是代表了物种最微妙的多样性。它们已经……生机勃勃到喧嚣的程度。”[3](P.27-28)园林植物在无限的新颖与丰富性中,展示着英帝国在异邦的每个角落和更大的世界。它们是在博览会后的数十年里改变了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家居空间的流行商品的范例。

19世纪晚期之前,几乎所有中、英贸易都要走海路。1886年,英军吞并了上缅甸。1897年,英人控制了掸邦、佤邦的大部分国家和伊洛瓦底河流域。清政府签订条约让腾越成为英国的通商口岸。腾越商人的生意往返于云南和缅甸。随着领事馆和海关的建立,这个新的通商口岸为英人的直接剥削打开了通道。


文章来源:《植物学报》 网址: http://www.zwxbzz.cn/qikandaodu/2020/0910/3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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