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滇西地图(1925)，由赵成章绘制，傅礼士补注。⑧

我喜欢这些地图还因为它们记录了一场对话。这场对话的焦点是腾越以北，怒江以西(图中标成怒子江或潞江)的两条平行河谷，龙江在这里分流。赵成章先是按照他感知的这些河谷的位置和它们相对于整个区域的方位绘制地图，发起了这场对话。傅礼士随后观看和辨认了这些地图，用钢笔和铅笔修改了其中的两份。图1所示地图至少体现了三个阶段的翻译。最早一次可能是这样的。傅礼士用一支黑色钢笔，把其中一些重要地名转写成拼音——北边是“Ching-mu-li(青木里山)”，西边是“Imaw Bum(取电山)”。不知道“Ching-mu-li”下面那个符号是否是他在努力写“山”这个汉字？强调这个地方，正证明这些地图与赵成章1925年的账单隶属于同一场对话，它们也被保存在一起。在账单上，傅礼士用可能是同一支笔圈出了“青木”这个词，这座山的简称。他在寄回国的信里也一直谈论着赵成章在青木的发现。⑨在第二遍观看这些地图时，傅礼士重新浏览了图1，用的是灰色铅笔。他在西边转写了更多的地名，在西北边的河谷里添加了几笔，然后把这两条重点河谷内外的村落和山名逐一编号。很多用灰色铅笔标注的名字和编号后来被抹掉了，表明这个步骤背后是一个更长的翻译过程。最后，傅礼士又一次浏览了地图，用的是蓝色铅笔，更加自信。他按照这张地图详细标注了图2，把图1里有编号的地方都标上了名字。这些举动表明四次云南考察仍然让他忌惮汉字。你可以想象赵成章正坐在旁边念诵这些地名，让他根据听到的读音添加罗马字母。傅礼士经常把同一地名标成不同方式支持了这种猜测——图1的“ching-mu-li”在图2里是“chimili”。正在操作的植物学家如果认识这些最简单的汉字的话，很难想象他还会犯这种前后不一致的错误。

图2 明光峡谷地图(1925)，由赵成章绘制，傅礼士补注

这场对话还有另一个维度。与赵成章的地图放在一起的还有一张更小的地图，是傅礼士绘制的这两条河谷(图3)。这张地图局促、犹豫，没有赵成章那种精准而流畅的绘图。山脉在这张地图里是斜线，道路是黑色的实线，河流是淡淡的草线。整张地图紧紧聚焦于河谷，不像赵成章的地图有一种对全区的把握。这张地图的犹豫与局限有可能源于它在这场对话中所占据的位置：傅礼士是在把赵成章的知识翻译成自己的语言——是在理解听来的事情而非证明自己的知识。当我们把这张地图和赵成章的地图比较时，我们可以一眼看到赵氏的地图省略了道路。这很有趣，因为这些地图能证明的阅历都离不开行走，我们会觉得它们能提供的最重要的知识就是这片崇山峻岭所镶嵌的道路。但是这些道路可能已经显见到无需刻画，它们已经在狭长的河谷和一串串村落中不言自明——绘制它们就像在图顶标注“云南”一样是画蛇添足。但是在傅礼士绘制的地图里，路是这两条河谷的全部，是地图的核心。一条用黑色实线表示的路从地图外的腾越出发，向上穿过西侧的河谷，跨过中缅边境。它仿佛在问：“怎么走？”如果赵成章的地图讲的是这片土地的筋骨，傅礼士的地图讲述的是一种特定的、推探性的体验：它是在粗糙的试探中用路来描绘一条可能的旅途。

图3 明光峡谷地图(1925)，由傅礼士绘制

这场对话体现了两人之间的张力。赵成章的任务是把他对标本的体验创造成表述(representations)，谈论标本，谈论路、地图、线条、姿态。傅礼士的工作是理解表述，翻译它们，把它们重铸成分类法(taxonomies)的素材和新的分类。但是赵成章总是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的分类上升到抽象层面，他的地图证明了这一点。傅礼士会以时而公开、时而隐蔽的方式借用这些抽象，然后在地图上努力标定植物和地点，叠加它们，用叠加出的结果去揭示分类法的空白。他永远不会承认这些借用。他的事业要求他绝对相信皇家植物园、印度测绘局、皇家地理学会等帝国机构是裁定分类的唯一权威。不管怎样，这是定义两人关系的关键问题：如何感知大地并把这种感知在帝国档案中加工成对大地的表述？如何表述大地并用这种表述来指导对大地的感知？如何在体验和档案之间反复趟过这个复杂、模糊、充满权力、而又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地带？

作为社会关系的地景

何为地景(landscape)？滇西地景对赵成章来说，或许就是他体验到的大地的“文化图象”(cultural image)，这些图象构成了行走、观察、采集等日常行为的轴心。但是相比于“文化图象”，各种把地景搬到纸上的行动才更像是行走、观察和采集的轴心：因为如果有“图象”，它们本身也要在这些行动中生产。在以实体方式出现时，他的体验只能以纸的形式留存。他的地图留住了他的个性——不仅是使他成为一位杰出探险家和采集者的专注、坚韧和良好的记忆力，也包括他在相片中显露出来的踏实和领导力。当他制作纸质的云南时，他也是在制作着他自己：制作着他惯有的态度，惯有的感受，甚至也包括他那如铁的身躯。但是这不是一场孤旅，所有这些把大地搬到纸上的努力都需要在对话中实现。就最直接地看，这些行动需要与雇主交谈。这位雇主同样要把自身写入其间的每个步骤，要让这项事业帮助自己实现那个毕生的计划：从一个坚强的、工人阶级出身的流浪者，成长为一个荣誉满身的皇家园艺协会会员。正是在许许多多这样以遭遇和自我形塑为目标的计划中，滇西地景成为了一种社会关系。

文章来源：《植物学报》 网址: http://www.zwxbzz.cn/qikandaodu/2020/0910/3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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