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礼士乘客轮去孟买，乘火车去金奈，乘小艇去仰光，再沿伊洛瓦底河乘蒸汽船上行至八莫，他风风火火地置办补给，雇佣骡马车夫，再乘骡子拉的火车去腾越：这些花了他三个月的时间，这在今后将是他最熟悉的线路。在腾越，英国代理领事列敦(G. Litton)带着他初访滇西北，从大理到中甸兜了个大圈。傅礼士自己又旅行过两次，第二次去的是有法国传教士驻扎的澜沧江边的茨菇。他刚到茨菇就赶上巴塘喇嘛带着一小队藏军，为了报复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侵略西藏，沿澜沧江攻击天主教会。教士余伯南(Peres Dubernard)和蒲得元(Bourdonnec)带着他落荒而逃。一起逃跑的还有个藏族天主教徒，叫根敦或安敦，他在日后将成为最有成就的滇西北植物考察者。两个传教士在路上遭人杀害。傅礼士和根敦挣扎着逃向澜沧江下游，食不果腹、伤痕累累、衣衫褴褛，他们最终在叶枝乡附近获救。领事馆甚至已经向傅礼士的母亲和姐姐通报了他罹难的消息。这之后不到三周，傅礼士就再次跟着列敦前往艰险的怒江上游，随后又去了大理和丽江，在玉龙雪山与雪嵩村民度过了整个夏天。第一章“他者之眼”讲述的是这第一次考察。这一章主要关注傅礼士如何感受英帝国的种族原则，如何厌恶中国人对他的凝视，又如何试着与雪嵩村里的纳西人达成默契，因为他觉得纳西人的注视方式让他感受到一种纯洁的人格。

回到苏格兰后，傅礼士迎娶了特雷尔，继续为皇家植物园里挑选、整理、记录他的标本。很快，阿比公司要雇佣他再做一次考察。这次出行在一年后因傅礼士不满布雷未按时付款而腰斩。在这之后，傅礼士的考察资金主要来自一些富有的园林家组成的财团。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考察时，傅礼士开始在巴尔弗的帮助下寻找杜鹃属的起源和中心，这项计划会持续近十年。他与云南地景的遭遇在根本上是要回到差异带来的问题和可能：植物物种和多样性的激增，使他看不到到底投入多少心力才能在现实中搞清某一物种。杜鹃的起源和中心能够保证把散乱的差异凝聚在一点。在那里，感知将不再需要在经验层面处理无休止的物种和无休止的细节。整个杜鹃属，以及他自己对这片土地的卷入，都能被放到一个统一的视域下理解。

赵成章和雪嵩村的植物学家在这项计划里是非常积极的助手。在遇到傅礼士之前，他们就非常了解植物，他们对旅行、考察和冒险也有自己的独特理解。但是这些证据在性质上决定了我们无法从中推知这些知识形式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改变了傅礼士的工作。第二章“农夫与国王”将关注其中一些间接证据。我将描述纳西人在历史上如何因为征讨而散落在云南的西北部。我注意到这些征讨的覆盖区域刚好与赵成章及其亲属和同乡们考察的区域重合，即便傅礼士经常想让他们去考察其他地方。这些旅途中生产出的纸制的地景与另一种档案遭遇：众多由东巴象形文字绘制的礼仪典籍。第三章“纸路”将尝试讨论这些东巴文献。当雪嵩村的人们埋葬死者，清扫房屋，诊疗亲友时，他们会聆听东巴们阅读这些经典中那些记载祖先神鬼之路的经文。这些记载中最有名的是一条把死者带回到祖灵之地的路。这条路指向西北，在植物学家最努力寻找杜鹃起源的地方上升至神界。第四章“金山门”将比较傅礼士的书信与这些经文，我想要推测东巴象形文字所蕴含的对大地的引导是否有可能已经塑造了这项旨在描绘云南植物分布的现代科学计划。

傅礼士在这项计划中一直与巴尔弗通力协作。利用傅礼士的标本和说明，巴尔弗创造了一套新的分类杜鹃属的方式，他把整个杜鹃属根据有无芽鳞以及叶珠在显微镜下的形态分为有鳞和无鳞这两类。[9]他的工作为后来区分约900种杜鹃奠定了基础。当巴尔弗在1921年过世后，傅礼士停止了对杜鹃起源的探寻。傅礼士最终在一次狩猎野鸡时因为心梗死于腾越。他死后，赵成章继续打包他们在最后一次考察中找到的标本。这一次，傅礼士再没有机会用英文标牌代替标本剥制师亲自手写的中文标牌：这些仍然收藏于特灵博物馆的标牌也是那些曾为赵成章和傅礼士工作过数十载的纳西人所留下的唯一字迹。

洛克

他8岁从家中逃走，18岁后永远离开。他的父亲弗朗茨·洛克(Franz Rock)是普托基伯爵(Count Potocki)在维也纳冬宫里的男仆。洛克的母亲弗朗西斯卡·霍福尔·洛克(Fransiska Hofer Rock)在他6岁时就去世了，之后是姐姐丽娜(Lina)一直在照顾她。洛克的父亲希望他成为牧师，但是他的理想是当海军。他在完成文理中学后直接出走，在欧洲和北美流浪了四年，囊空如洗。1907年，当他乘船前往夏威夷时，口袋里只剩下一枚金币。

文章来源：《植物学报》 网址: http://www.zwxbzz.cn/qikandaodu/2020/0910/3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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