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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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名:植物学报
曾用名:植物学通报
主办: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植物学会
主管:中国科学院
ISSN:1674-3466
CN:11-5705/Q
语言:中文
周期:双月
影响因子:1.422857
被引频次:190718
数据库收录:
中文核心期刊(2017);SCI科学引文索引(2014);统计源期刊(2018);CSCD中国科学引文库(2019-2020);期刊分类: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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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 路——19世纪初期西方植物学家在西南中国的(6)

来源:植物学报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0-09-10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同世纪早期,法国传教士已经在云南腹地建立起一套天主教的传教网络。很多法国牧师长期生活在云南,有几位成为多产的植物采集者。腾越的商路使英国

同世纪早期,法国传教士已经在云南腹地建立起一套天主教的传教网络。很多法国牧师长期生活在云南,有几位成为多产的植物采集者。腾越的商路使英国人有可能在科学勘探、传教和殖民扩张等方面与法国人竞争。地图测绘者、地理学家、矿业工程师、军事勘探者的考察范围从八莫一直覆盖到腾越,然后向东扩展到大理或更远的地方。植物学家闻风而至。厄内斯特·亨利·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为英国种子公司维奇父子(Veitch and Sons)和哈佛阿诺德植物园(Havard Arnold Arboretum)在中国中部和西南进行了几次成功的考察。著名的高山植物采集者雷金纳德·法勒(Reginald Farrer)先是在1914至1916年考察了甘肃地区的山脉,然后在1919年考察了滇缅边境,结果在考察中死于痢疾。孜孜不倦的弗朗西斯·金顿·沃德(Francis Kingdon Ward)在滇西北、藏东南和缅甸东北部先后进行了12次考察,从1911年直至1958年去世。一战时被困在中国的奥地利植物学家韩马迪从1913年到1918年一直在云南和川西游历。殖民学校校长弗兰克·拉德洛(Frank Ludlow)和他的退伍士兵朋友乔治·舍利弗(George Sherriff)从1934年到1949年多次考察藏东南。[4]在这一林奈主义事业的晚期发展中,傅礼士和洛克是最成绩斐然的植物学家。

傅礼士

傅礼士成长于苏格兰福尔柯克和基尔马诺克的工业镇。父亲乔治·弗雷斯特(George Forrest,父子同名)是铁匠的儿子,母亲玛丽·贝恩(Mary Bain)是水手的女儿。这个家庭深信莫里森派(Morisonian),傅礼士唯一的兄长詹姆斯成为了该教派的牧师。这个教派是苏格兰自由教会(Free Church of Scotland)的分支,它反对苏格兰教会(Church of Scotland)的主流教义,宣扬耶稣为所有非信徒和信徒赎罪。莫里斯派和自由教会的其他分支支持向海外传教。他们的所有成员都像凯瑟琳·霍尔(Catherine Hall)描述的英国浸信会那样拥抱一个跨种族的世界性的宗教大家庭。[5]这些早期的宗教教育或许是傅礼士最终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他在中国的纳西和藏族助手的原因。

傅礼士12岁时,全家人跟着詹姆斯搬到了基尔马诺克。父亲在他16岁时去世。18岁毕业时,傅礼士开始为一家药剂店工作。他在那儿工作了六年,内容是晾晒草药和打包胶囊。一个舅舅留下的50镑遗产给了他逃离的机会:他用这笔钱去了澳大利亚,在新南威尔士淘金、放羊,一事无成。在继承了另一个舅舅的一小笔遗产后,他回到苏格兰,与母亲和姐姐住在一起。没有工作的他为一个格拉斯哥博物学协会在北埃斯克山谷(North Esk Valley)采集标本。在一次捕鱼途中,他发现一个装有人骨的石匣,于是将之送到爱丁堡的国立古董博物馆。博物馆馆员约翰·阿伯克龙比(John Abercromby)跟着他返回现场,最终撰写了一篇论文,讲述他们在那里发现的三个古代石棺。[6]在苏格兰博物学圈子中颇有人脉的阿伯克龙比喜欢上了傅礼士,他写信给爱丁堡植物园的皇家馆员艾萨克·贝利·巴尔弗(Isaac Bailey Balfour,1853-1922),问他是否听说有学会正雇人去海外采集植物。巴尔弗没有他想要的消息,但是他为傅礼士提供了一份园丁的工作。在皇家植物园,他制作植物标本,追求植物园同事克莱门蒂娜·特蕾尔(Clementina Trail),不断央求他眼中的“教授”巴尔弗帮他找一份去海外采集植物的工作。

19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园林公司一度是维奇父子。1840年开始,这家公司派遣的植物学家逐渐遍布整个世界。[7]1899年,公司让威尔逊沿着缅甸到腾越的新公路进入云南和四川。威尔逊从云南一直走到长江边的宜宾,在四川,他不但往国内寄回了305种植物的种子,而且用沃德箱带回了数百件植株,以及906种植物的标本。从1903年到1914年倒闭前,维奇公司的种子目录里一直有彩刊向人们介绍中国西南的新物种。不像过去的发现集中在南方沿海的亚热带地区,新发现的植物可以直接在英国栽种,无需温室。它们很快就成为民众花园里的新宠。

在威尔逊满载而归之后,维奇公司的领导认为中国很难再找到新的赚钱物种。这显然太缺乏想象力。截止到1900年,英国领事馆雇佣的韩尔礼已经往邱园寄送了158,000件标本,这些标本的主要产地是四川。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让·马里·德莱尼(Jean Marie Delavey)、谭卫道(Armand David)和让·安德烈·索雷(Jean André Soulié)也在四川为法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收集了了数千种标本和种子,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30种新的报春花。[8]在爱丁堡植物园的巴尔弗看来,这些发现证明在威尔逊探索过的中国中部和约瑟夫·胡克爵士在1848到1851年详细介绍过的喜马拉雅山西麓之间,一定还有非常丰富的高山植物。巴尔弗有个老朋友,叫亚瑟·布雷(Arthur Bulley)。他在听说云南有可能是一座耐寒高山植物的宝库后非常兴奋。1904年,维奇公司在推销中国植物上的成功启发他成立了自己的商用苗圃,阿比公司(A. Bee and Co.,取自他名字的首字母缩写)。他写信问巴尔弗是否有认识的植物学家能让他派去云南。巴尔弗当然有人选:“有位优秀、勤勉、可靠的人”已经在爱丁堡植物园接触了全世界的植物。1904年5月,傅礼士和布雷以年薪100磅签订了三年的合同。他在与特蕾尔订婚后,扬帆前往孟买。


文章来源:《植物学报》 网址: http://www.zwxbzz.cn/qikandaodu/2020/0910/3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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