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笔者在对计文君的小说创作进行整体阅读以后，尝试归纳出的5个关键词。这5个关键词分别涉及了计文君小说在地理位置、题材与主题、情节、意象、写作技法等几个方面相对来说比较突出的特点，本人也力图通过对这些关键词与作品的结合来完成对计文君作品更准确、细致的解读。当然，作为一个在创作上有着丰富内涵的作家，计文君的创作还有一些值得进一步探究的关键词存在，比如姐妹情谊、反英雄人物等，能力所限，期待将来能够依据这些关键词对计文君的创作进行更为系统、深入的挖掘和分析。

[1] 吴圣刚.论当代河南作家的历史质感[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3(3)：94-98.

[2] 计文君.经验的容器[N].文艺报,2013-09-27(05).

[3] 计文君.剔红[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4] 刘涛.“红”范儿作家计文君[N].文艺报,2013-05-31(02).

[5] 高小弘.“女性成长小说”概念的清理与界定[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52-56.

[6] 李群.论计文君“钧州系列”小说[J].小说评论，2016(3)：176-180.

[7] 计文君.《剔红》后记：且留几分听琴读香的心性[M]//剔红.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8] 计文君.窑变[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4.

[9] 孙先科.计文君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12)：168-179.

[10] 吴义勤.《器·剔红》序[M]//计文君.器·剔红.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

[11] 何向阳.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N].文艺报，2018-03-18(03).

对当代作家进行关键词的研究是对一位作家的创作进行整体观照以后再分而论之的一种方法。通过对一位作家或是一类创作的关键词进行挑选、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认识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进行关键词研究，关键之处在于关键词的选择。而这一点又要求研究对象具有可归纳或者值得关注的关键词以供分析，否则的话，关键词的挑选就成了一个大问题。计文君作为中原作家群中“七〇后”的一个代表，其创作数量虽然不多，近几年来的创作势头也略显缓慢，但从其已有的创作来看，作品质量都有相当的水准，作者也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这些都表明计文君的作品已经具备了进行关键词研究的基础条件。本文就将尝试使用关键词研究的方法对计文君的创作进行整体的梳理，以期建立进入这位风格独特的作家笔下的文学世界更为明确的路标。一、钧州“中原这片皇天后土的历史经纬格局和经久不息的人文气息养育了河南人，更是河南作家思想和心理上沉积下来的厚重元素”[1]95。中原大地作为众多河南作家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在他们的笔下有着各自的风貌。对故乡的书写，成为很多作家自然而然的一种选择，所以在这种主体意识下，作家笔下的文学世界也往往呈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特征，带有鲜明的个人独特性。走进他们的文学世界，其实也是进入他们的文学之乡。在众多热爱书写故乡，并有意建造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学之乡的作家中，计文君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位。作为中原作家群中的一名年轻成员，计文君为读者描绘的文学之乡是“那个叫‘钧州’的地方”——计文君曾经说过她“从2000年开始写小说，至今为止几乎全部的作品，都与那个叫‘钧州’的地方有关”[2]。虽然计文君自认为她“几乎全部的作品”都与“钧州”有关，但在一部分作品中，“钧州”只是一个隐形的存在，在文本中几乎或是完全没有发生作用。换言之，这一部分作品中的人和事换一个城市、一方土地似乎并无多大影响，作品中的“钧州”并非作家直接描写的对象，“钧州”特色也没有特别明显的体现。以“钧州”作为背景，甚至是直接描写对象的作品还是占了相当的比重，并且基本上都是计文君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我称之为计文君小说中的“钧州”系列。这些作品主要包括2010年的《开片》、2011年的《剔红》《花儿》《帅旦》、2012年的《窑变》、2013年的《无家别》等。在这些作品中，钧州的城、钧州的人、钧州的物产都是计文君钟情的写作素材，不但成为计文君在笔下直接描写的对象，而且有的还参与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和小说主题的诠释上来；不但为作品增添了独特的韵味，而且彼此呼应，形成了独特的“钧州”文化，也让计文君的文学之乡有了一个确切的存在。作为计文君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的地理名词，“钧州”基本上可以看成是计文君对故乡情感的寄托。在现实生活中，计文君青少年时期长期生活的地方是河南许昌，而纸上的“钧州”，则是一个地处“中原腹地的小城，有着悠远的历史，也有着和中国其他城市一样的现代、当代命运”[2]。计文君并不愿意将“钧州”与“许昌”直接对应或是等同起来。不仅仅因为二者并不完全相同，更是因为计文君不想这么简单或是狭隘地将自己的文学之乡固定化。许昌这一地名，或者更可以推及河南、中原文化等，自然是给了计文君创作上极大的滋养与想象空间，但绝不仅止于此。计文君的文学之乡应该是超越了现实中的故乡的。不过，从现实之乡中得来的经验、知识与一切熟知的事物，已经浸入到作家的血脉之中，所以才有了那些和现实之乡相关的历史、人物、风光、物产。故而，当我们在讨论“钧州”时，既不能将它完全等同于计文君的现实之乡，也不能把两者完全隔绝。在描写“钧州”时，计文君侧重于对“钧州”历史的厚重、沉稳和古城的典雅、诗意的赞美与留恋上，相应的则是对“钧州”现状的浮华、浅薄及对新城的喧嚣、庸俗的嘲讽和失望。这样的描写在《开片》《剔红》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开片》中的殷彤自小在“钧州”古城姥姥那清静素雅的小院长大，虽然后来去了北京学习、工作、生活，但曾经在孩童心里被视为束缚、禁锢的童年却越来越显露出一种恒久的安定内心、丰盈心灵的力量：我在狭窄的厨房里，周遭是冰冷的象牙黄的瓷片，可我又不在那里，我坐在阴凉昏暗的秦家老宅堂屋砖地上，明亮的光线，从宽厚的木门和门槛之间的缝里透进来，这些有魔力的光线再次带着奇迹降临——我幻化出了自己的钧镇。[3]187这段文字是殷彤在与男友张伟同居之后无比憋屈和压抑的状态下，偶然翻看到了自己回到故乡拍摄的照片时的感受。身外是狭窄的厨房、挑剔的准婆婆、幼稚的男友，心内是故乡的“雕花门斗与厢房格窗，砖上苔痕，青竹帘子……”也正是在这样充满厚重意蕴和沧桑历史的回忆中，殷彤找到了内心的安定。最终在“钧州”特产钧瓷的开片声中获得了对于人生、爱情、自我意义的确定。“钧州”作为计文君的文学之乡，无论是它曾经沧桑厚重的历史，还是逐渐破败的古朴建筑，戏曲故事，花草树木，还有钧瓷的开片和窑变中蕴含的人生哲理，都在计文君的笔下绽放出光彩，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而且是心灵栖居的故乡。“钧州”对于计文君故事中的主人公有着巨大的精神抚慰的作用。但计文君也故意让主人公殷彤质疑所谓“故乡的启示”，让身体回到故乡就能获得启示吗?就能解开困局？答案是否定的。计文君借殷彤之口说出了她的理解：“美丽完整的感觉，就应该是自己给自己的，如果向自己之外去寻求，反而不对了。‘不器’是针锋相对的斗争，是指向性的；而‘开片’含有对自我的反思——如何确认自我，远比跟全世界作战重要。”[3]220-221所以，当我们把眼光从“钧州”收回，去探询计文君讲述的故事的时候，“成长”就是接下来要谈到的第二个关键词。二、成长刘涛曾在《“红”范儿作家计文君》中将当时计文君的已有的小说作品主题概括为两类，其中一类就是“写女性的成长与长成”[4]。“成长小说”是当代小说尤其是女性小说创作中比较常见的一个类别。关于这一概念，也有不少学者专门著文进行阐述，高小弘在《“女性成长小说”概念的清理与界定》一文中对“女性成长小说”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女性成长小说是以生理上或精神上未成熟的女性为成长主人公,表现了处于‘他者’境遇中的女性,在服从或抵制父权制强塑的性别气质与性别角色的过程中,艰难建构性别自我的成长历程,其价值内涵指向女性的主体性生成,即成长为一个经济与精神独立自主的女人。”[5]55计文君的女性成长故事基本上更偏向于讲述女性精神世界的成熟与自足。同时，在这些成长故事中，男性的存在或介入感并不特别强烈，虽然他们往往在女性的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起到了一些作用，但往往这些作用与他们的主观意愿并非一致。计文君笔下的女性形象呈现出远超于男性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天河》中的萧舸虽然在秋小兰的情感世界掀起了狂风巨澜，但面对秋小兰内心的挣扎、痛苦甚至是失态的举止，萧舸始终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不管这种“隔”的界限是无意为之，还是刻意营造，这样的萧舸在秋小兰的世界中始终是遥远的、模糊的。秋小兰最终对戏中织女爱而不能、求之不得的痛苦与孤独有了深切的体悟，这种对角色的理解也在最后助推她破茧成蝶，达到艺术的新境界。这体悟虽与萧舸有关，但归根结底则是秋小兰自己情感的涅槃。类似的情形还有《开片》中的殷彤与几位男性之间的关系。对此，笔者在另一篇论文《论计文君“钧州系列”小说》[6]中已有分析，此处不再赘述。与庸俗地或是片面地对男性进行敌意或仇视的描写相比，计文君笔下的男女关系并不是尖锐对立的，或许这与作家的一颗“体恤”之心有关。计文君曾经说过：“体恤不是件容易的事，不仅要深情，更要智慧。我努力去体恤人心，至少尽力去将心比心。”[7]378正是因为这样的将心比心，所以计文君写出的更多是人物的身不由己与无能为力。在《开片》中张伟的幼稚和迟钝，甚至苏戈的虚伪自私在计文君的笔下都只是让殷彤以自嘲的方式仅仅讽刺了几句。而对同样出身寒微的鲁辉，因为和主人公殷彤有着相似的艰辛和欲望，作者在表现鲁辉对殷彤情感的回避时，要比对张伟和苏戈的态度多了一份无奈的酸楚。这样的处理方式其实也彰显了作者对女性成长的态度和对两性关系的理解。女性的成长故事，更重要也是起决定作用的是女性自我的省思与成长，或许在这一过程中，男性们暴露出的自私、懦弱甚至无耻，可能对女性造成了伤害，但计文君似乎无意在作品中对这样令人失望的男性进行过多地抨击、控诉，也并不着意在作品中对两性关系进行激烈冲突式地描写。或者说，计文君让她笔下的女性们在并不令人满意的两性关系中更多地向内心寻求解答，并最终完成内心的圆满。无论是秋小兰从对爱情到艺术的体悟，还是殷彤从钧瓷开片到个人安稳的体悟，都重在表现女性自身的进步与成长，个人精神世界的成熟。三、逃离不知道是作家的有意为之，还是无意间的巧合，对于女性，计文君的笔触似乎要来得更加柔软、宽和一些，在现实的打击和磨砺下，女性的智慧和成长都有着令人赞赏的表现。但与多数书写女性成长的故事不同的是，计文君笔下的男性似乎颓唐、落魄者居多，《无家别》中的史彦、《窑变》中的邵自清最为典型。面对现实生活的残酷和艰辛，计文君为这些人物安排的出路往往是逃离，或者说是退守。只不过与鲁迅当年的“走异路，逃异地”的轨迹恰恰相反，计文君安排她笔下的人物是逃离陌生的他乡，退守到最后的故乡。史彦因为“京城大，居不易”而选择从北京回到钧州。因为“退一步海阔天空。也许退一步，从北京退回钧州，逼仄的不容转身不敢回头的生活，会随之变得疏朗”[8]1。在京城，生活上的捉襟见肘，无力接妻儿去团圆的焦虑，母亲重病时无法尽孝的愧疚，最终促使他决定放弃好不容易留在京城研究院工作的机会，回乡求职。从北京的一流研究院退回到钧州学院这所普通的地方院校，原本以为从“鸡尾”到“凤头”，自己个人地位更高了，工作、生活各方面应该得心应手、轻松驾驭，可是没想到反而应了那句话：龙游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才华、学识、学历都远不如自己的昔日同窗王启现在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而史彦自己莫名其妙地就被看成王启的嫡系亲信，需要仰仗老同学庇护、照顾才能得到那些其实本该属于他的待遇。这样的境遇让史彦觉得无聊又可笑。生活的荒谬教育了史彦，他以不争不要退到底的姿态自嘲也嘲人。退，是一种对众人所争之物的不屑和对自己尊严的维护。这种性格不仅体现在他的工作上，而且体现在他的爱情上。他的初恋季青在毕业前夕，用婚姻换来了一个体面的工作岗位，并把自己的处子之身作为礼物送给了史彦，以此结束两人的清贫爱恋。史彦理解季青从小生活在继母的冷漠排挤下对出人头地生活的执念，所以默默地退出了爱情关系。但事实上这次退让，开始也让史彦感受到了被抛弃的屈辱，之后的自卑、自弃不过是不敢正视这种屈辱的自欺欺人。他一再以表面上的不介意来维持自尊，对待爱情如此，对待婚姻如此，对待工作也是如此。其实他并非不介意，只是他所希望的不过是不想通过哀求、乞怜才能得到，不管是爱情中的不离不弃，婚姻中的相知相守，还是工作上的不卑不亢。情人、妻子、学生，恰恰也正是这些生活中离他最近的人，都先后离开或是抛弃了他，这对他的尊严和信心给予了最无情的践踏。他的一再退让、不争不抢，不过是对一切失望之后的自我麻醉，对生而为人的尊严的最后一点坚持和捍卫。史彦是有傲气的，但是在现实的庸俗、势利面前，他的傲气被打击得一无是处。失意的爱情、失败的婚姻、乏味的工作、无聊的社交、庸俗的人情，都是史彦不断逃离的原因，从故乡逃到京城，又从京城逃回故乡，但面对周边的一切，史彦还是感到个人的无能为力，他又一次想要通过辞职逃离，可惜的是已经无处安放自己的内心。同样是持退守姿态的还有《窑变》中的邵自清。从城里的钧瓷研究所的大才子，到在经济改革大潮下无所适从只好选择提前退休的无用者，邵自清回到钧镇不过是想借着自己对钧瓷的了解和钧镇对自己昔日才华的认可寻找一份自尊的生活。史彦和邵自清都在意识深处认为故乡小镇是可以安居之地，是自己的才华、尊严、价值都可以得到体面地实现的地方。其实，说到退守，计文君也写到了女性的退守，比如《剔红》中的林小娴。只不过与林小娴相比，史彦和邵自清在现实的铜墙铁壁面前，迅速地丢盔弃甲。史彦的苟且、自弃带着一种愤世嫉俗的冷眼和清高，不过这清高没有维持多久，史彦很快便被一个巨大的世俗生活怪圈裹挟进去。他想在世俗的生活中做一个冷眼旁观者，学生不好好听课，甚至侮辱他个人，他都懒得介意。他把自己视为一个多余人，可是社会规则并不像他想得那么简单。学生扰乱他的课堂并在气急败坏之时辱骂他，他想简单处理的态度被无限地扭曲、夸大，所有想息事宁人的表达都被曲解成了对目前处理方式的不满，直到最后事件双方的责任判定发生了逆转，作为无过错方的史彦成为斤斤计较、心胸狭隘的小人，而作为过错方的学生则成为人人同情的弱者。故乡虽小，生活却一样不易。史彦最后只能选择辞职走人，来和这个荒谬的规则决裂。可是还能再逃到哪里去呢？小说的题目《无家别》写出了史彦的伤痛和挫败。与之相比，邵自清的生活似乎没有那么糟糕。本着对钧瓷的热爱，和一份知识分子的清高、自负，甚至还有几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雄心，他在钧镇是颇有些居高临下、自视颇高的优越感的：想教育猛子们，想拯救小哑巴，想有殷红这样的红颜知己，想做“不器”的君子。不过面对猛子们的粗野无礼，邱根生的经济优势，他最后只能在想象中完成自己的意淫，沉默又无奈地放弃拯救，并在邱根生的金钱攻势下半推半就，成为一个“帮闲文人”。计文君对“逃离”这一主题的表现揭示出现代人和故乡关系上的微妙。这些曾经离开故乡的人，在故乡人眼中本来是风光无限的，但最后他们却毫无例外地全都因在他乡的失意或困窘而退回到故乡。或许只有故乡才能提供给这些曾在异乡漂泊的游子一种安慰和接纳感，但史彦和邵自清的遭遇似乎在说明，有时候身体的退守并不一定能带来精神的安稳和自足，真正能做到如林小娴般的超然淡泊者又有几人呢？四、植物许昌的花木是有名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计文君对花木也格外钟情。在她的笔下，花木不仅是作品中人物生活环境的点缀，而且是人物心性的寄托、理想的承载。在《剔红》中，林小娴和母亲居住的小院俨然成了闹市中的一方清幽去处，虽然在世俗的眼光中，这里就是贫民窟，处处透露着肮脏和褴褛，但在真正走进之后，这里却如世外桃源一样清雅迷人。白家小院门前，“那一墙的藤蔓依旧葳蕤，门头上的玫瑰早谢了，只有那半墙凌霄，老藤嫩叶，打着累累的绛红色花苞”[3]121。正对着院门的，是一架有着“碧玉一样颜色” 的葡萄，“闻着那股带蜜味的香气，就能感觉到果子的甜度”[3]122。院子里还有几株开着紫红花的木槿，虽是朝开暮谢，却也是开得艳丽匀正，多姿多彩。林小娴生活的恬淡自在，也在她对待这些花木的态度上体现出来，尤其是对只开一天的木槿，她特意说道“不该亏待它”。秋染在走上写作道路的时候是为了内心的热爱，可是后来为了迎合市场，不得不写出一部又一部媚俗小说，虽然畅销大卖，但自己也羞于面对。在她看到原野上“远远有巨大的泡桐，峨峨的树冠映着青天”，不禁生出“平原上的大树，天覆地载，无遮无拦，才能长得这样雍容端正，不挣扎，不扭曲，真好——”[3]103的感慨。与林小娴的“不该亏待”只开一天的木槿的态度相比，秋染对不挣扎、不扭曲地生长的大树的羡慕隐隐透露出自己内心身不由己的无奈。当然，木槿只开一天的命运又对应上了江天戏剧性的跌宕命运，以及余萍意外死亡的人生无常。在《剔红》中，花木既是主人公所处环境的诗意体现，也是故事情节寓意的象征性折射，更是主人公内心情绪、心态、意志的流露和寄托。可以说，少了这些花木，小说的艺术性就要打上一个折扣。在借花木抒情、以花木寓意上，更为典型的是计文君稍后创作的《无家别》，故事的主人公史彦就来自花木之乡花驿。故事一开头就借马部长之口说出花驿是“花木之乡，插根筷子都能发芽的好地方”[8]2，可是这里却是主人公史彦无法落地生根的所在。在小说的结尾部分，计文君用了大段的文字描写了两种常见的植物：杨树和石榴。先是借祖母之口讲述了她所经历的和杨树林有关的故事。“一年一年，杨树都是如此，这是一棵杨树的本分，不生花穗不行，不生绿叶不行，绿叶不跟着北风落也不行——本分，就是在一切无常中守住自己的常——不然杨树就不是杨树，你就不是你了！”[8]53祖母去世后，马部长想要买院子里那棵已经过了百年的石榴树。“石榴原是平常的花木，但它的花是真正的花，红硕如火，叶是真正的叶，浓绿欲滴，秋来还有累累的果实——分明得近乎刚烈，不逢迎不委屈，虬枝婆娑，招摇的是自己的心性、情趣，想想让人艳羡……”[8]54对于杨树的本分和石榴树的招摇的感悟是计文君借史彦之口道出的小说主题。不管是杨树的应时应令，还是石榴树的招摇分明，其实都是一种态度：无所顾忌，守住本分。像植物这样活得态度鲜明，也是一种勇气。但史彦的人生却是一种不断地退让，从初恋时季青选择为了工作嫁给他人开始，史彦就在一次次退让中确定着自己失败者的身份。爱情、婚姻、学业、工作，他在一系列关系或环境中逃离，为了尊严，却越来越失去尊严，到最后已经连为的是什么都说不出来了。表面上写的是植物，内里却分明是人物。计文君把她想表达的都举重若轻地通过一花一木一草一叶抒发出来了。在我国的古代文学作品中，花草树木本来就是文人们热衷表现的对象，从屈原《离骚》中的香草，到曹雪芹《红楼梦》中的仙草，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植物在文学家的笔下不仅成为人物的化身，而且是理想的寄托，风骨的标志。计文君作品中的这些植物意象不仅丰富了她小说的主题内涵，而且让作品呈现出优美动人的诗意。五、互文互文性通常被用来指称两个或更多以上文本之间发生的关系，这种现象几乎可以把所有的创作都概括进来，因为从根本上说，绝大部分作家的创作都不可能是始源性的。但本文此处提到的计文君创作中的互文现象，重点指的是计文君在创作中特别喜爱也很擅长使用的一种对“前文本”的戏仿性使用。孙先科在《计文君论》中就曾经指出计文君的这一叙述特征，并列举了计文君的多部作品中的互文手法加以证明。比如《阳羡鹅笼》与《太平广记》中的寓言故事、《你我》与路遥的《人生》、《帅旦》与《穆桂英挂帅》、《天河》与“牛郎织女”的故事、《剔红》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等[9]177-178。除了孙先科指出的这些作品以外，还有后来的《白头吟》与“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无家别》与杜甫的同名诗等，这些都构成了非常明显的互文关系。后者也都成为计文君的小说中的“前文本”或者说“副文本”。在计文君的故事中，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传奇、小说、戏曲故事、民间传说、古诗词等，都巧妙地为计文君所用。只不过，计文君在使用这种方法时，赋予了“前文本”新的生命，而“前文本”的进入，也使得我们在理解计文君笔下的故事时有了更加多向的维度。这种文本互涉现象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互文的角度解读计文君小说的可能。“戏中戏”的存在，让计文君想要讲述的故事具有了更多的层面，或者说增加了更多的言外之意。吴义勤曾说计文君的小说“叙事及思想形态有着鲜明的现代感，但她的审美趣味却又明显地钟情于传统”[10]1。在计文君的小说中，与作品构成互文性的文本也较多地集中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比如古代戏曲故事、古代传奇小说、古代诗歌等，当然，也有现当代一些经典作品。但整体看来，在计文君的小说中与之构成文本互涉关系的更偏重于古代戏曲、传奇故事、诗歌等文本。《天河》讲述了戏曲演员秋小兰的成长故事，但是在秋小兰的成长中，导演萧舸以及萧舸改编的新剧《天河配》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小说中牛郎织女故事在萧舸的改编下呈现出新的面貌。《天河》主要讲述的就是秋小兰的成长，而且这成长正是她在内心找到自我的过程。萧舸改编的《天河配》的故事也是让织女被王母娘娘抓回天宫并且由王母划出银河隔绝她和牛郎这个原来的版本，变为织女自己因伤心主动回天宫，银河也是织女的簪子不慎掉落后形成的。在新版《天河配》中织女的被隔绝更多是自己的原因，在《天河》中秋小兰由自我封闭到破茧成蝶也是落在了自我成长的主题上。这个改编版本的故事与小说主人公的故事互相呼应，彼此契合。与之类似，《帅旦》中穆桂英的故事也和主人公赵菊书的人生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契合，事实上，作者为小说起名“帅旦”，正是用来形容赵菊书作为一名女性，从幼时到青少年，一直到老，始终在为全家利益冲杀拼争。穆桂英是为国，赵菊书是为家，虽有高下之分，但也互为映衬，都是在谋求一种安稳平和的生活。《白头吟》这一篇的题目很容易让人想起那首专为卓文君所做的同名诗，诗作是否真为卓文君写给变心的司马相如已经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小说中的谈芳面临着与传说中卓文君相似的局面：丈夫对自己的情意转淡且似有了外心。卓文君的“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也是小说主人公谈芳的理想，但卓文君“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的刚烈和勇敢却是谈芳所没有的。卓文君对司马相如的决绝(表面是分离，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挽留)成为古代女性勇气的彰显，卓文君也成为古代女性独立自主的楷模。几千年过去了，看起来更为独立的现代女性谈芳却没有勇气用这种直接摊牌的方式面对与女学生暧昧着的丈夫。甚至恰恰相反，谈芳几乎是在自欺欺人的糊涂着，并在最终把丈夫的这一段心猿意马化为夫妻间的一句玩笑——“扬州事件”。何向阳用“宽恕与仁慈”[11]来描述计文君写作心性的成熟与成长。相较于卓文君，谈芳的宽容与谅解似乎少了几分刚烈，多了些许无奈，但谁能说，这不是现代女性更为成熟的情感态度与生活智慧呢？《阳羡鹅笼》则直接在“楔子”部分引用了《太平广记·续齐谐记》中的一个传奇故事。故事通过一环又一环的人物关系讲述了情人(男女)之间的“隔”。从小说结构来说，这种链条式的结构颇为别致，每一个环节可以看成各自独立的小故事，但在一层层的故事推进中，多个故事构成了不同的空间和人物关系，同一个人物在不同故事中呈现不同的侧面。比如在第一个故事《是佛手柑的香》中的银行行长“春”与“高”，《下一秒钟给你》中的“高”与“红”，《没有哪一种更强烈》中的“红”与“张”、“张”与“雪”。尤其是其中的两个男性，他们在两个女性面前呈现出不同的个性与面貌。同时，在他们各自的夫妻关系和情人关系(或近似于情人的暧昧关系)中，又充分体现了《阳羡鹅笼》故事中所要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隔”。只不过，在《阳羡鹅笼》中，人物与人物之间有着明显的层级关系，上一层对下一层的私情其实是不知情的。但在计文君讲述的三个现代故事中，每一个个体对身边人的私情是明知却不问的，他们甚至在刻意回避秘密的揭破，害怕面对真相。这种回避与害怕也是他们对自身处境的自欺欺人般的维持。“高”在一次几乎要与“春”心意相通的时候逃避了，这样的逃避让他觉得安全，回复到之前两个人仅仅停留在肉体层面的和谐关系。“张”在可能听到妻子“红”与上司“高”之间有私情的秘密交谈时停下来，并保持了沉默，这个沉默让他可以继续与上司和妻子保持原有的相处模式。“红”在面对丈夫“张”的晚归和衬衫上的口红印时，轻易就相信了“张”给出的并不太周密的解释。“高”的妻子一面用昂贵的服饰来宣告妻子的主权，一面则用庞大的拼图游戏来填充自己的寂寞。表面上看，古代传奇故事《阳羡鹅笼》与计文君接下来讲的三个现代社会中男女之间的婚姻情感故事没有关联，但这种人物关系的链条式呈现和其中所表达出的对于情感的理解和思考却是相通的。以上是笔者在对计文君的小说创作进行整体阅读以后，尝试归纳出的5个关键词。这5个关键词分别涉及了计文君小说在地理位置、题材与主题、情节、意象、写作技法等几个方面相对来说比较突出的特点，本人也力图通过对这些关键词与作品的结合来完成对计文君作品更准确、细致的解读。当然，作为一个在创作上有着丰富内涵的作家，计文君的创作还有一些值得进一步探究的关键词存在，比如姐妹情谊、反英雄人物等，能力所限，期待将来能够依据这些关键词对计文君的创作进行更为系统、深入的挖掘和分析。参考文献：[1] 吴圣刚.论当代河南作家的历史质感[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3(3)：94-98.[2] 计文君.经验的容器[N].文艺报,2013-09-27(05).[3] 计文君.剔红[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4] 刘涛.“红”范儿作家计文君[N].文艺报,2013-05-31(02).[5] 高小弘.“女性成长小说”概念的清理与界定[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52-56.[6] 李群.论计文君“钧州系列”小说[J].小说评论，2016(3)：176-180.[7] 计文君.《剔红》后记：且留几分听琴读香的心性[M]//剔红.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8] 计文君.窑变[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4.[9] 孙先科.计文君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12)：168-179.[10] 吴义勤.《器·剔红》序[M]//计文君.器·剔红.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11] 何向阳.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N].文艺报，2018-03-18(03).

文章来源：《植物学报》 网址: http://www.zwxbzz.cn/qikandaodu/2020/1124/603.html

上一篇：《诗经·国风》中的植物英译及多元化策略
下一篇：生活，是念头开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