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逃离

不知道是作家的有意为之，还是无意间的巧合，对于女性，计文君的笔触似乎要来得更加柔软、宽和一些，在现实的打击和磨砺下，女性的智慧和成长都有着令人赞赏的表现。但与多数书写女性成长的故事不同的是，计文君笔下的男性似乎颓唐、落魄者居多，《无家别》中的史彦、《窑变》中的邵自清最为典型。面对现实生活的残酷和艰辛，计文君为这些人物安排的出路往往是逃离，或者说是退守。只不过与鲁迅当年的“走异路，逃异地”的轨迹恰恰相反，计文君安排她笔下的人物是逃离陌生的他乡，退守到最后的故乡。

史彦因为“京城大，居不易”而选择从北京回到钧州。因为“退一步海阔天空。也许退一步，从北京退回钧州，逼仄的不容转身不敢回头的生活，会随之变得疏朗”[8]1。在京城，生活上的捉襟见肘，无力接妻儿去团圆的焦虑，母亲重病时无法尽孝的愧疚，最终促使他决定放弃好不容易留在京城研究院工作的机会，回乡求职。从北京的一流研究院退回到钧州学院这所普通的地方院校，原本以为从“鸡尾”到“凤头”，自己个人地位更高了，工作、生活各方面应该得心应手、轻松驾驭，可是没想到反而应了那句话：龙游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才华、学识、学历都远不如自己的昔日同窗王启现在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而史彦自己莫名其妙地就被看成王启的嫡系亲信，需要仰仗老同学庇护、照顾才能得到那些其实本该属于他的待遇。这样的境遇让史彦觉得无聊又可笑。生活的荒谬教育了史彦，他以不争不要退到底的姿态自嘲也嘲人。退，是一种对众人所争之物的不屑和对自己尊严的维护。这种性格不仅体现在他的工作上，而且体现在他的爱情上。他的初恋季青在毕业前夕，用婚姻换来了一个体面的工作岗位，并把自己的处子之身作为礼物送给了史彦，以此结束两人的清贫爱恋。史彦理解季青从小生活在继母的冷漠排挤下对出人头地生活的执念，所以默默地退出了爱情关系。但事实上这次退让，开始也让史彦感受到了被抛弃的屈辱，之后的自卑、自弃不过是不敢正视这种屈辱的自欺欺人。他一再以表面上的不介意来维持自尊，对待爱情如此，对待婚姻如此，对待工作也是如此。其实他并非不介意，只是他所希望的不过是不想通过哀求、乞怜才能得到，不管是爱情中的不离不弃，婚姻中的相知相守，还是工作上的不卑不亢。情人、妻子、学生，恰恰也正是这些生活中离他最近的人，都先后离开或是抛弃了他，这对他的尊严和信心给予了最无情的践踏。他的一再退让、不争不抢，不过是对一切失望之后的自我麻醉，对生而为人的尊严的最后一点坚持和捍卫。史彦是有傲气的，但是在现实的庸俗、势利面前，他的傲气被打击得一无是处。失意的爱情、失败的婚姻、乏味的工作、无聊的社交、庸俗的人情，都是史彦不断逃离的原因，从故乡逃到京城，又从京城逃回故乡，但面对周边的一切，史彦还是感到个人的无能为力，他又一次想要通过辞职逃离，可惜的是已经无处安放自己的内心。

同样是持退守姿态的还有《窑变》中的邵自清。从城里的钧瓷研究所的大才子，到在经济改革大潮下无所适从只好选择提前退休的无用者，邵自清回到钧镇不过是想借着自己对钧瓷的了解和钧镇对自己昔日才华的认可寻找一份自尊的生活。史彦和邵自清都在意识深处认为故乡小镇是可以安居之地，是自己的才华、尊严、价值都可以得到体面地实现的地方。其实，说到退守，计文君也写到了女性的退守，比如《剔红》中的林小娴。只不过与林小娴相比，史彦和邵自清在现实的铜墙铁壁面前，迅速地丢盔弃甲。史彦的苟且、自弃带着一种愤世嫉俗的冷眼和清高，不过这清高没有维持多久，史彦很快便被一个巨大的世俗生活怪圈裹挟进去。他想在世俗的生活中做一个冷眼旁观者，学生不好好听课，甚至侮辱他个人，他都懒得介意。他把自己视为一个多余人，可是社会规则并不像他想得那么简单。学生扰乱他的课堂并在气急败坏之时辱骂他，他想简单处理的态度被无限地扭曲、夸大，所有想息事宁人的表达都被曲解成了对目前处理方式的不满，直到最后事件双方的责任判定发生了逆转，作为无过错方的史彦成为斤斤计较、心胸狭隘的小人，而作为过错方的学生则成为人人同情的弱者。故乡虽小，生活却一样不易。史彦最后只能选择辞职走人，来和这个荒谬的规则决裂。可是还能再逃到哪里去呢？小说的题目《无家别》写出了史彦的伤痛和挫败。与之相比，邵自清的生活似乎没有那么糟糕。本着对钧瓷的热爱，和一份知识分子的清高、自负，甚至还有几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雄心，他在钧镇是颇有些居高临下、自视颇高的优越感的：想教育猛子们，想拯救小哑巴，想有殷红这样的红颜知己，想做“不器”的君子。不过面对猛子们的粗野无礼，邱根生的经济优势，他最后只能在想象中完成自己的意淫，沉默又无奈地放弃拯救，并在邱根生的金钱攻势下半推半就，成为一个“帮闲文人”。

文章来源：《植物学报》 网址: http://www.zwxbzz.cn/qikandaodu/2020/1124/6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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