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证据表明，哈萨克游牧民中确实存在将植物视为社会性生物的观念。那么，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观念？最常见的解释是，他们追求与自然的和谐，和当代环境主义者一样致力于植物的保护。这种认识看似非常合理，因为从效果上看确实避免了对植物过度和不合理的利用。然而，这是一种过度简单的推论，将行为带来的生态效果等同于了人们的主观动机。玛丽·道格拉斯指出，道德秩序——人们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的——维系着社会秩序，而对危险和威胁的惧怕约束着道德秩序。［15］显然，砍树割草与人生不测的因果关系并不牢靠，而牧民绝非不能分辨。牧民最惧怕的危险和威胁是草原退化，因为这意味着游牧的终结和生活的无所依靠。哈萨克人说“草原是牲畜的母亲”，“有草、有树，就有水，就有好的生活”，忠实地表达了草原对牧民的重要性。事实上，游牧民形成了对环境的双重依赖观念。一是通过文化禁忌表达对环境的依赖，二是通过生计的需要和实现娱乐目的（如季节性的狩猎）表达对环境的依赖。后者多带有物质的目的及社会活动的需要。［16］无论如何，观念的探讨都必须回到游牧本身，回到人与草原的道德秩序上来。这套道德秩序的核心是顺应水草资源的规律变化，关键是道德秩序如何深入人心，并成为人们观念与行为的一部分。涂尔干在宗教起源的解释中已经给出了答案，即将不可见和不可触摸的集体意识转化为图腾这种有形之物，并以仪式、禁忌和神话强化之。显然，禁忌与习俗就是游牧民与草原道德秩序的“图标化”，而植物观念体系的形成扎根于游牧民对草原重要性的共识。

谢巴德·克雷奇是研究美洲土著社会的生态人类学家，曾经对两个问题做过调查：美洲土著是生态学家吗？他们是自然的保护者吗？令人惊奇的是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普遍确认的，但第二个答案大部分都是否定的？［17］纳达斯蒂指出，自然保护是一种西方的观点，带有偏见的、评判式的和西方建构的色彩，外在于美洲土著的信仰体系。［18］对哈萨克人来说，他们存在将植物视为社会性生物的观念，但并不简单是为了保护植物或追求与自然和谐，更是为了维系游牧生产生活之实践和与草原的道德秩序。

四、地方性知识的再生产与反思

总之，哈萨克游牧民在适应草原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植物的地方性知识，是受人尊敬的草原生态学家。这套知识植根和生成于游牧文化之中。一个颇受关注的问题是，当游牧民不再游牧，这套知识体系将如何传承。在盆地，植物地方性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出现了两个重要趋势。一是这些知识的掌握程度随着年龄的递减而降低，并主要留存于有游牧经验的老人手中；二是知识的内涵和核心发生了变化，熟悉农作物的程度远超过其他植物，核心是作物与人群的关系。这说明，地方性知识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可变性，总是随着知识生产情境的变化而不断重塑。因此，地方性知识的研究肩负着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对传统地方性知识做抢救式的发掘、记录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要关注地方性知识的可变性，并就知识更新、变化和再造的过程做出解释。

地方性知识的研究有现实意义。这意味着它可能为调节和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教诲，也意味着它可能有助于解决当代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毋庸讳言，这是对“地方性知识”研究热情持续高涨的重要原因。然而，相关研究也存在诸多误区。比如，认为地方性知识是科学知识对立面，我们必须在两者中进行抉择。又比如，认为它们过去有效，现在也理所应当有效。再比如，认为回归地方性知识是走出生态危机的必由之路。这些认识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地方性知识与科学知识链接的可能，而地方与超越地方知识体系之间断裂的观念也并非是社会科学的中立态度。霍恩博格指出，当将地方与超地方的分割问题化，地方性知识的观念就掩盖了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19］这种脱离知识生产场域的讨论于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并无意义。米开尔·道夫卓有见地的指出，对地方性知识价值的关注不应只是简单地重新发现知识与管理实践，而是要更好地理解规约体系中的哪一部分传承了下来，知识与实践在什么条件下才可能成为发展策略的另一种可能。［20］我们认为，国内地方性知识的研究必须摆脱“脱域”式的浪漫想象，回归知识生产的时代与社会情境，寻找地方性知识与科学知识链接的可能路径，才可能在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文章来源：《植物学报》 网址: http://www.zwxbzz.cn/qikandaodu/2021/0728/14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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