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丹纳作为19世纪西方重要的美学家、批评家和文艺学家，一生著述颇多，其善于罗列欧洲各国文化事实，从而揭示文化的本质特征，形成自身独特的美学观。与过去“美是抽象的表现”等美学定义不同，丹纳的美学观并没有系统性的理论定义，而是将美学核心观点融汇在文化现象中，尤以《艺术哲学》最为典型。众所周知，任何文化都是一个特定民族历史发展的混合体，把美学核心渗透在文化中无疑更加符合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也是美学文艺批判价值的一种深层次觉悟和创新。英国有位批评家说：“丹纳的作品好比一副图画，历史就是镶嵌这幅画的框子。”[1]3简单的评论淋漓尽致地凸显出丹纳文学观的特点。本文通过对丹纳的美学思想发端的探寻，深入分析其以“种族”、“时代”、“环境”为核心的美学观，从而探寻丹纳美学思想的历史意义和客观局限性。1美学思想发端1.1科学因子的推动力傅雷在《艺术哲学》中指出：“丹纳受到19世纪自然科学界的影响极深，特别是受到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响尤为突出。”[1]世纪的西方是科学蓬勃发展的黄金期,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转型期。科学史上，能量守恒定律、达尔文进化论和细胞学说标志着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科学理性深入人心；哲学史上，形而上的抽象哲学思辨的地位被撼动，形而下思想成为主流。丹纳不仅对达尔文进化论推崇备至，同时深受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及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的影响。因此，丹纳深信一切事物的产生与消亡都有其内在的自然规律，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文化事实验证。他还提出不管是哲学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只是存在研究对象的区别,而内在精神与研究方法有贯通性和一致性。在丹纳看来：“美学本身便是一种实用的植物学，不过对象不是植物，而是人的作品。因此，美学跟着目前的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接近的潮流前进，其采用了自然科学的原则、方向和严谨的态度。”[1]141他借鉴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植物学原理，将科学实证的文化事实引入艺术分析中。《艺术哲学》根据植物学原理对典型文学现象作解释，科学地分析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因素——时代、种族、环境。丹纳认为，在文艺学领域，文化艺术和审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也如同植物发展一样，只要做到以事实为根据，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创作，必然能够产生更加优秀的文学作品。因此，他抛弃了以往对浪漫主义的崇拜，以自然科学家的身份描述着现实。但科学实证的精确性与严密性要求使丹纳对种族—时代—环境的现象考察过于具体化、简单化，这种简单的嫁接移植反而忽略了它们各自宽广深邃的内涵。《艺术哲学》中还堆砌了大量丹纳对欧洲各国文化事实的观察，他对材料的选择偏重于那些符合自己文艺作品的形式，造成该书文学事实大于科学理论的局限性。莫里曾评价丹纳：“丹纳走到了反面的极端，他把大量令人疲倦的文献资料塞进书中，让它们完全彻底地融合成一个整体，从而使结论显得再充分不过。”[2]41总之，尽管“种族—时代—环境”三因素系统地揭露了艺术规律，但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直接运用在人文学科范畴是否合理值得我们深思，毕竟人文学科具有的思辨性和抽象性不容忽视，理性与感性相结合似乎更加符合美学在文学文化中的特殊存在，这也是本文试图分析与批判的地方哲人思潮激荡丹纳美学三要素的提出也深受前人理论的影响。早在古希腊时期，泰勒斯认为自然科学延续了人们重视客观世界的认识；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挣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科学意识逐渐上涨；18世纪前期，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地理说”，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律与居民的风俗、人口、地理、气候等有着极大联系。到了19世纪,圣柏夫也提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取决于种族、时代与环境，这对丹纳产生了深刻影响。法国斯达尔夫人也承袭了孟德斯鸠的观点——文学艺术受国家的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影响,提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研究。其在《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中把西欧划分成南方与北方，北方土地贫瘠,气候潮湿阴冷,人们善于沉思，容易产生哲学家。而在南方,大自然优美富饶,人们在生活中体会到了浪漫与奔放的乐趣,缺少思虑。同时，斯达尔夫人认为社会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也左右着文学艺术的发展，强调“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与不同地域存在着不同的美学与诗学标准”[1]221，这样的观点对丹纳的时代文学观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除了斯达尔夫人，黑格尔的文化人类学、理念演化论提出的“冲突”、“性格”、“环境”等理论对丹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黑格尔主张客观事物本身包含着矛盾、差异,事物有其外在的形象和内在的生命,这是一种抽象的形而上的绝对精神。这些哲人的思想理论为丹纳提出实证主义方法论美学观奠定了基础，也体现了西方文艺批评承前启后的研究范式。丹纳汲取前人的哲学精华,以大量的史实为依据，运用实证主义方法，将文学艺术的发展动力归结为环境、种族、时代这三个要素,提出了独有的形而下的美学思想,并构成一个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尽管三个要素之间存在着重合的文化空间,但是却基本覆盖了影响文艺学发展的主要因素,初步解释了文学与外部世界的复杂关系，也为艾布拉姆斯提出文学四要素奠定了基础。时代、种族、环境是丹纳的美学思想核心，在这三个因素中,种族属于内部根源,时代属于外部助力,而环境则是前两者的综合体,是一个立体的概念。正是这三者的相互作用,影响与制约着包括文艺学在内的精神文化的发展及其走向。2美学标准2.1种族，生命原始地基“种族”,在韦勒克看来，是一个相对灵活的用语，通常指欧洲各国的民族特征。而丹纳的种族概念与韦勒克不同，他认为种族不外是昔日的民族魂，是一个民族的意气，主要体现为“先天遗传的特性”和“后天民族特性”，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个国家民族特有的精神内涵。丹纳将种族放在第一位，认为种族的力量是构成一个民族后天发展的“原始地层”,是民族的“永久本能”,不受时间、时代的影响，存在于世间万物之中。可见，丹纳的种族理论突出了“遗传的强大力量，这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不谋而合，种族是一个部落和特定群体的生命价值感和原始生命力的延续，即使有历史文化和其他观念的影响，种族的原始强力一般不会减弱”。首先,丹纳提出的种族特征来源于天生的遗传,其特殊性可以区别于其他不同的种族,不会随着时代环境的发展变化而改变。这种种族特性其实就是康德所认为的“范畴”,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前结构”,是一个民族特有的原始生命力量，隐藏在这个民族不断变化的语言、文学、宗教等文化之中,属于第一性的范畴,是一种永久的本能。正如在《艺术哲学》中，丹纳论述先天的特性：“人存在不同的天性，某些人勇敢而聪明，某些人胆小而存依赖心。”[1]355这也是一种“永久性的本能”。关于永久性的本能,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永久的本能’是一种不受时间影响，在一切形式与气候中始终存在着的特征。”[1]147-148这种种族性是每一个民族的原始模型的一个典型的特性，丹纳在书中更多是从人种学角度进行分析，人类的民族区别决定了其特定的种族特性。比如《艺术哲学》中提出：“文明初期时，别的地方的人正血气方刚，而希腊人永远表现出精明巧妙的头脑。”[1]250希腊人身上所拥有这种聪明的特性是具有历史性的，尽管时代不断变迁，但该特性却被均匀地体现在了各个方面。其次，“后天的民族特性”在丹纳看来属于社会学的范畴。在不同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人将不自觉地刻上种族印记；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性格等因素熏陶着每一个人，尤其是艺术家。正如民族性格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影响着作家的创作过程一样，艺术家通过自身敏锐的感受力将这种“永久的本能”淋漓尽致地转化为文学作品的表现力。种族特征受种族环境影响，因此丹纳以希腊艺术家为例总结了种族环境的影响：一是艺术家感觉精细，善于捕捉微妙的关系，用细节来分辨性格的差异。二是艺术家力求明白，讨厌渺茫与抽象，喜欢明确而固定的轮廓性格。三是艺术家对人的力量深刻体会，力求一种恬静与愉快的性格。所以希腊艺术家向来避免描写精神上的病态与肉体的残废，专门表现心灵的健康与肉体的完美，用题材所固有的美来加强后世的美[1]270-271。因此，以艺术家为例，生活在特定的民族环境中，本民族的性格特征必然会给其带来深刻的影响，从而创造出带有民族色彩的文学，形成民族独有的美学艺术特征。无论是先天的遗传还是后天的民族特性，这种种族因素作用下所形成的美学以民族文化事实为根据，艺术家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便能创作出具有种族特色的作品。但是丹纳认为艺术家只要按照自然科学方法创作，必然能够产生更加优秀的文学作品的观点过于片面。种族影响力在今天被视为先天性因素，仅仅是一种前结构的表现形式，丹纳的认知有失偏颇环境《艺术哲学》中论述：“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影响事物本质，起了干扰和凝固的作用。”[1]38可见，在丹纳看来，环境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环境不仅仅指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还有社会文化观念、思潮制度等社会物质环境。在两种环境的作用下，丹纳认为，“每一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态，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1]149。受自然科学影响，丹纳坚持整体的联系的观念，反对孤立地看待和分析事物。他认为每一件艺术品产生于特定的环境中，从属于作者的全部作品，艺术家本身也是隶属于某艺术宗派或是艺术家族之中。从地理环境上看，民族间的深刻差异往往源于所居住的地理环境、气候的不同，地域的差异影响居住者的种族性格。例如，温和愉悦的风景使人活泼热情,寒冷潮湿的气候则使人喜欢战斗。气候的差异造成民族性格的区别，从而造就不一样的种族性格气质。除了气候因素，地理环境也深刻影响着民族的发展。比如希腊地处沿海丘陵，土地贫瘠，难以满足生存需求。于是希腊人不得不利用过长的海岸线，建立起航海民族生活方式。总之，自然环境的优劣影响着种族的性格、文化的发展。相对于地理环境这种外在固有的作用力，丹纳更加侧重于社会环境是一种无形而又强有力的因素，包括国家政策、政治斗争等重要范畴。在《西方文论选》中丹纳指出：“某些持续的局面以及周围的环境，被加于一个人类集体而起着作用。”[1]35因此，环境无形中影响着人类群体，艺术家并非是孤立存在的个体。他说：“我们现有天才和高手，像现有植物的种子一样。”[1]36天才与高手为代表的艺术家们置身于社会时代当中，深受时代的政治氛围、宗教流派等影响，从而影响着文学艺术的发展变化。社会环境对艺术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上述能够作用于艺术的品种外，环境也充分影响了群众的艺术欣赏趣味。丹纳道：“群众的趣味完全由境遇决定；抑郁的心情使他们只喜欢抑郁的作品。”[1]38这种选择性欣赏心理，直接作用于那些希望受到赏识与赞美的艺术家，推动他们转向哀伤的创作道路。最后，社会环境也影响着艺术流派。特定的精神气候一旦形成，由艺术家组成的艺术流派的创作倾向也随之改变，与之适应。“精神气候仿佛在各种才干中作着‘选择’，只允许某几类才干发展。”[1]149这说明社会环境形成的精神气候影响艺术流派的形成。无论是自然地理环境还是社会文化环境，人类作为一颗种子，生存于其中，深受影响，但并非是决定性的影响。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却将环境的作用力置于一定的高度，大量论述环境的影响，如：“英国小说老是提到吃饭，最多情的女主角已经喝了无数杯茶，吃了无数块牛油面包，气候与这点大有关系。”[1]35环境的作用模式从植物学发展角度来看理所当然，但是过分强调环境的作用力却会显得片面时代，民族的精神气候丹纳所谓的时代其实是民族与环境共同建构的一个历史概念，其内容较为广泛，包括精神文化、社会制度等，这些因素影响当时的时代精神和风俗习惯，形成一个时代独有的“精神的气候”。丹纳从生物学的立场出发，认为气候和自然条件影响着物种的繁衍和生长。在荒僻的山峰上，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只有坚韧的松树可以生长。可见“自然界的气候起着清算与取消的作用，就是所谓‘自然界的自然淘汰原则’”[1]36，自然淘汰了一切不适应环境的物质体。同样，后天也有一种“精神的气候”，它与自然气候对物种的生长起着大致相同的作用，“的确，有一种‘精神’的气候，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1]38。这种“同样的作用”，就是和自然气候相同的选择和淘汰作用，是时代的选择。“时代的趋向始终占着统治地位，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一条发展的路。”[1]347比如悲观绝望的精神状态占统治的时代就会产生悲哀的艺术。3—10世纪的欧洲,由于社会腐朽，人口锐减，异族入侵，悲观占据了整个民族的精神气候。苦难使人们感到悲伤，艺术家亦是群众，必然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苦难，群众对苦难特征的审美情趣也迫使艺术家去迎合。在这样的悲伤时代，艺术家在事物中所看到的悲伤被其自身夸张化，最后将悲伤推向极致，这样的文化艺术发展结果其实逐渐脱离了本质性的形而下学，客观覆盖了本质和理性，与丹纳的美学思想和“种族、时代、环境”的三要素论似乎出现了矛盾。所以历史演变和文化发展结合自然环境的变迁所留下的文学印象并非都是基于实证研究和大量史学研究的客观表征，而是受到心理作用和客观现实的双重左右，这也是本文试图批判“丹纳美学思想”太过偏颇的地方。丹纳美学思想是文艺与诸因素关系的分层次体现，文艺的创作过程是主客统一的精神创作过程。首先，种族、环境和时代并非是三个独立的因素，他们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共同致力于文艺创作活动各个阶段。但是丹纳深受实证主义哲学影响，将科学实证的方法引进文艺批评领域，他指出：“艺术与科学相连的亲属关系能够提高两者的地位；科学能够给美提供主要的根据是科学的光荣；美能够把最高的结构建筑在真理之上是美的光荣。”[1]289他虽然掌握了丰富的艺术史素材，但对艺术发展动因的探讨仅限于建筑、风俗、文化等领域，并未把艺术纳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中来考察，无视经济生活对艺术发展的制约，这是丹纳美学思想的本质缺陷。其次，丹纳的美学观恪守着“欧洲文艺中心说”的原则。在《艺术哲学》一书中，他没有直接提到过东方艺术，所搜集的资料往往局限于欧洲，无视其它地区尤其是东方艺术在世界艺术史上的发展地位和作用。因此，其美学观可能存在非普适性特点。最后，丹纳将植物学理论直接运用到文学研究中。这种跨学科的直接运用可能会忽视两种文化的本质特征，尤其是人的文化和植物环境所构建的文化特质之间的差异性，人的文化品格是随着环境特质的变化而变化的，虽然种族的内在基因一般不会受到本质的牵引，但是人对一切生活元素包括审美情趣的感知必定会在历史文化变迁、经济发展和社会层级重构下发生感性和理性上的变化。真正的文化美学思想要健康发展，应该受到感性意识和理性意识的双重作用，因为文化和美学思想本身具有抽象性和复杂性，不是简单的历史实证调研和大量的文化堆砌就可以对某一时代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美感做决断。参考文献：[1] 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文章来源：《植物学报》 网址: http://www.zwxbzz.cn/qikandaodu/2020/1009/3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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