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环境上看，民族间的深刻差异往往源于所居住的地理环境、气候的不同，地域的差异影响居住者的种族性格。例如，温和愉悦的风景使人活泼热情,寒冷潮湿的气候则使人喜欢战斗。气候的差异造成民族性格的区别，从而造就不一样的种族性格气质。除了气候因素，地理环境也深刻影响着民族的发展。比如希腊地处沿海丘陵，土地贫瘠，难以满足生存需求。于是希腊人不得不利用过长的海岸线，建立起航海民族生活方式。总之，自然环境的优劣影响着种族的性格、文化的发展。相对于地理环境这种外在固有的作用力，丹纳更加侧重于社会环境是一种无形而又强有力的因素，包括国家政策、政治斗争等重要范畴。在《西方文论选》中丹纳指出：“某些持续的局面以及周围的环境，被加于一个人类集体而起着作用。”[1]35因此，环境无形中影响着人类群体，艺术家并非是孤立存在的个体。他说：“我们现有天才和高手，像现有植物的种子一样。”[1]36天才与高手为代表的艺术家们置身于社会时代当中，深受时代的政治氛围、宗教流派等影响，从而影响着文学艺术的发展变化。社会环境对艺术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上述能够作用于艺术的品种外，环境也充分影响了群众的艺术欣赏趣味。丹纳道：“群众的趣味完全由境遇决定；抑郁的心情使他们只喜欢抑郁的作品。”[1]38这种选择性欣赏心理，直接作用于那些希望受到赏识与赞美的艺术家，推动他们转向哀伤的创作道路。最后，社会环境也影响着艺术流派。特定的精神气候一旦形成，由艺术家组成的艺术流派的创作倾向也随之改变，与之适应。“精神气候仿佛在各种才干中作着‘选择’，只允许某几类才干发展。”[1]149这说明社会环境形成的精神气候影响艺术流派的形成。

无论是自然地理环境还是社会文化环境，人类作为一颗种子，生存于其中，深受影响，但并非是决定性的影响。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却将环境的作用力置于一定的高度，大量论述环境的影响，如：“英国小说老是提到吃饭，最多情的女主角已经喝了无数杯茶，吃了无数块牛油面包，气候与这点大有关系。”[1]35环境的作用模式从植物学发展角度来看理所当然，但是过分强调环境的作用力却会显得片面。

2.3时代，民族的精神气候

丹纳所谓的时代其实是民族与环境共同建构的一个历史概念，其内容较为广泛，包括精神文化、社会制度等，这些因素影响当时的时代精神和风俗习惯，形成一个时代独有的“精神的气候”。

丹纳从生物学的立场出发，认为气候和自然条件影响着物种的繁衍和生长。在荒僻的山峰上，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只有坚韧的松树可以生长。可见“自然界的气候起着清算与取消的作用，就是所谓‘自然界的自然淘汰原则’”[1]36，自然淘汰了一切不适应环境的物质体。同样，后天也有一种“精神的气候”，它与自然气候对物种的生长起着大致相同的作用，“的确，有一种‘精神’的气候，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1]38。这种“同样的作用”，就是和自然气候相同的选择和淘汰作用，是时代的选择。

“时代的趋向始终占着统治地位，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一条发展的路。”[1]347比如悲观绝望的精神状态占统治的时代就会产生悲哀的艺术。3—10世纪的欧洲,由于社会腐朽，人口锐减，异族入侵，悲观占据了整个民族的精神气候。苦难使人们感到悲伤，艺术家亦是群众，必然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苦难，群众对苦难特征的审美情趣也迫使艺术家去迎合。在这样的悲伤时代，艺术家在事物中所看到的悲伤被其自身夸张化，最后将悲伤推向极致，这样的文化艺术发展结果其实逐渐脱离了本质性的形而下学，客观覆盖了本质和理性，与丹纳的美学思想和“种族、时代、环境”的三要素论似乎出现了矛盾。所以历史演变和文化发展结合自然环境的变迁所留下的文学印象并非都是基于实证研究和大量史学研究的客观表征，而是受到心理作用和客观现实的双重左右，这也是本文试图批判“丹纳美学思想”太过偏颇的地方。

丹纳美学思想是文艺与诸因素关系的分层次体现，文艺的创作过程是主客统一的精神创作过程。首先，种族、环境和时代并非是三个独立的因素，他们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共同致力于文艺创作活动各个阶段。但是丹纳深受实证主义哲学影响，将科学实证的方法引进文艺批评领域，他指出：“艺术与科学相连的亲属关系能够提高两者的地位；科学能够给美提供主要的根据是科学的光荣；美能够把最高的结构建筑在真理之上是美的光荣。”[1]289他虽然掌握了丰富的艺术史素材，但对艺术发展动因的探讨仅限于建筑、风俗、文化等领域，并未把艺术纳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中来考察，无视经济生活对艺术发展的制约，这是丹纳美学思想的本质缺陷。其次，丹纳的美学观恪守着“欧洲文艺中心说”的原则。在《艺术哲学》一书中，他没有直接提到过东方艺术，所搜集的资料往往局限于欧洲，无视其它地区尤其是东方艺术在世界艺术史上的发展地位和作用。因此，其美学观可能存在非普适性特点。最后，丹纳将植物学理论直接运用到文学研究中。这种跨学科的直接运用可能会忽视两种文化的本质特征，尤其是人的文化和植物环境所构建的文化特质之间的差异性，人的文化品格是随着环境特质的变化而变化的，虽然种族的内在基因一般不会受到本质的牵引，但是人对一切生活元素包括审美情趣的感知必定会在历史文化变迁、经济发展和社会层级重构下发生感性和理性上的变化。真正的文化美学思想要健康发展，应该受到感性意识和理性意识的双重作用，因为文化和美学思想本身具有抽象性和复杂性，不是简单的历史实证调研和大量的文化堆砌就可以对某一时代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美感做决断。

文章来源：《植物学报》 网址: http://www.zwxbzz.cn/qikandaodu/2020/1009/3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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