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经调整后的新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正式公布，455种和40类（约1101种）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位列其中，得到更为明确的法规保护。“像石斛这样的名贵药材许多人有所关注，在野外能够认出，但像一些珍稀的兰科植物普通人并不认识，谈何保护？”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金效华说，这成为目前我国植物保护的诸多短板之一。

　　 在保护形式上，就地保护是首选。目前，我国已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囊括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约1.18万处，占国土陆域面积的18%，海域面积的4.1%。而迁地保护是指通过引种、扩繁等手段将濒危野生植物从原生地转移到条件良好的人工可控环境或适宜生境来实施保护的方式。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国家植物园体系正是以若干国家植物园为主体，引领辐射重点区域或重要类群特色植物园、覆盖全国主要气候带与植被类型的迁地保护研究网络。据统计，我国现有约200家植物园，初步构成了中国的植物迁地保护网络。目前，国家林草局正在组织编制“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规划”，将通过推动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全方位提升我国野生植物迁地保护、科学研究、科普教育和园林园艺展示的水平。

　　 他指出，仅从政策法规角度来看，我国野生植物的就地和迁地保护都有很大提升空间，如就地保护法规分散、保护存在空缺地区，保护地体系有待优化等；而迁地保护系统性不强、基础研究和投入不足、规模不够，遗传资源管理法律不健全等。

　　浙江诸暨的枇杷园自然教育基地中，孩子们在学习植物知识。方成摄／光明图片

　　 野生植物保护专业性强，强化科学支撑也十分必要。例如野生植物种类繁多，在近年来不断有新物种在调查中被发现，亟须稳定充足的野生植物研究团队予以长期支持。又如许多植物能人工培植，但在执法时很难区分人工或野生来源，也需要开发新的实用溯源技术进行鉴定。因此，应加大科研人才培养力度，全方位强化科研机构的参与，在名录修订、保护地建设管理、迁地保护机构设立和运行、繁育回归活动的开展、法律修订、宣传科普等方面充分吸收专家力量，听取专业意见，并鼓励拯救濒危野生植物的科研活动。

　　 （本报记者 杨舒）

　　 “目前，我国植物保护只有条例，而不是法。在管理法规方面，与动物保护管理相比，《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中有关植物保护工作的措施不多且粗放，许多条款缺乏细节，难以操作。例如，在植物开发利用管理制度中，不涉及加工、运输等贸易环节，购买和收购难以区分，很难执行。同时，条例对于违法行为的处罚条款过于简单，许多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缺乏执法权，没有关于破坏或污染野生植物原生境、非法加工野生植物的处罚措施；处罚力度轻，犯罪成本低；对于危害程度及其后果没有细化区分，目前仅两个等级，也没有对采伐、采挖、采集叶片、种子等不同行为进行区别，这些都导致在法律执行中存在不科学、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使得公众保护意识不足和执法难。”周志华说。

　　 怎样保护？近40年来，我国实施了多项政策和法律，特别是《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相继颁布，奠定了我国植物保护的法律和政策框架。

　　 法者，天下之准绳。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家林草局正在积极推进《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的修订工作。在业内专家看来，野生植物保护仍任重道远。应加快修订《自然保护区条例》和《风景名胜区条例》，出台《自然保护地法》《国家公园法》等法规，解决就地保护法规分散、相互矛盾的问题，并明确赋予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执法权，完善就地保护措施。

文章来源：《植物学报》 网址: http://www.zwxbzz.cn/zonghexinwen/2022/0604/21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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